2008年 (97年度) 期中討論內容摘要

韋伯的政治社會學讀書會至今已進行半年，整理目前三大討論主軸供大家參考。

1. 韋伯1890年代的研究在其整體作品史上的意義

韋伯的作品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889-1900）：是以古代和現代農業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東易北河；第二階段（1900-1910）：宗教社會學的初步開展（《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方法論的寫作、俄國革命研究；第三階段（1910-1919）：諸世界宗教倫理的考察、世界大戰的時事政論文章。“The Nation State and Economic Policy”這篇文章是韋伯學術生涯的早期作品，在當前社會學的討論中，往往都會以韋伯1904-1905年所發表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文作為探討其理論觀點的重要起點，似乎1890年代的作品是屬於國民經濟學的研究，比較不是社會學的探討領域。所以，相較於《新教倫理》、《經濟與社會》乃至於《宗教社會學論文集》這些作品，韋伯1890年代的研究成果，包含“The Nation State and Economic Policy”這篇文章是較為受到忽略的。在實際的文本研讀過程中，我們發現到，實際上韋伯對東易北河農業勞動狀況的調查中，運用了相當多當代社會學研究的重要元素，例如：種族差異（日耳曼民族與斯拉夫民族）、人口特徵（德國人與波蘭人的分佈與變遷）、社會階層（小自耕農與莊園領主）、宗教信仰（新教徒與天主教徒）等等面向。此外，儘管韋伯當時並未使用「主觀意義」等在「社會行動理論」中重要的概念或詞彙，但是，事實上，我們在文本中可以發現到他已經大量使用「心理動機」（psychological motive）、「心理基礎」（psychological base）等接近主觀意義的辭彙。儘管這些詞彙尚存在某些心理學的痕跡，但是在我們的研讀中已經可以依稀發現到其與《經濟與社會》的社會行動理論之間所存在的呼應。所以，整體來看，韋伯1890年代的研究似乎並未與其後的社會學作品有所斷裂，它們之間仍然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延續性與整體性。

相對於過去東海社會系以高承恕教授及其學生為核心的學術圈，對韋伯進行了一種偏向物質生活或唯物面向的歷史社會學討論。我們的研讀則是回到韋伯所處的國際政治情勢，來思考其作品的現實意義。經過詳細討論，我們認為從“The Nation State and Economic Policy”這篇文章很清楚可看出，韋伯全部問題意識都是從當時德國大大落後於英國等歐洲發達國家這種焦慮意識出發的。韋伯將民族的光榮和國家的權力置於一切之上，認為他這一代所承擔的新任務乃是參與世界政治。韋伯之所以研究注意到的當時的社會問題：德國東部波蘭人民的問題，是根據日耳曼的強大這個至高無上的目標。

2. 與唯物論的對話

延續著上述的研讀發現，我們也在文本中發現韋伯在《新教倫理》之前早已與唯物論展開長期的對話。“The Nation State and Economic Policy” 一文的寫作，主要是以東易北河農業勞動狀況的調查資料作為基礎。從題目來看這似乎應該是一個相當典型的馬克思式或唯物論式的主題，但是相較於Marx的思考以「物」為核心，Weber則是以「人」為核心，重點在於培養人的素質，以破除德國作為後進國家的不利結構。正是在這篇文章中，韋伯展現出對於庸俗唯物論的批判：（1）關於「政治領導與經濟權力之間的關係」：韋伯認為當時的Junker階級是掌權者，卻也是災難的來源。市民階級隨著政治重心向城市移動而變得重要，不過他們不具備政治上的成熟度。而無產階級在經濟上具有成熟度，但在政治上，他們的成熟度比不上記者，更無法被民族愛國主義所激發。因此結論是，經濟上的力量與政治上領導國家(nation)的志業是兩回事，不能視為一體兩面。參照日後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可看出韋伯將資產階級看做現代化的貴族。其獨特性在於一種來自新教的「生活導引」，使得他們引領著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2）關於「政治經濟學的價值判準」：韋伯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政策不能只立基在特殊階級的考慮，而是應該以民族國家的生存與長遠發展來著眼（無產階級只關注自身的階級利益，因而無法成為領導國家的擔綱者）。韋伯的一個根本的想法是，在永恆的民族鬥爭之中，民族的生存才是目的，經濟的發展只是手段。所以，所謂的經濟政策必須服屬於民族國家生存的利益。對韋伯來說，政治經濟學就是一門人的科學，其旨趣在於經濟與社會上的存在條件所造就出的人之品質，「人類理想的普世類型」是韋伯整體研究的中心提問。因此，我們認為文本中出現的一個重要命題是：「一個德意志國家的經濟政策，只能是一個德國的政策；同樣，一個德國國民經濟理論所使用的價值尺度，只能是德國的尺度。」

由於Weber強調「一個民族國家的經濟政策要有什麼樣的反省」以及「經濟政策的判準為何」，反駁政治經濟學不談「價值」的問題，我們在討論中發現到韋伯在此早期的作品就已經提出了「價值」的問題。不是純粹物質利益，而是在主觀意義上的，這樣的想法一直構成後來韋伯思考的核心，對於主觀意義的強調，同時讓社會科學的自主、德國發展的可能性，在其思考架構中成為可能。基本上，韋伯透過與唯物論的對話，試圖論證民族國家的根本意義奠基在一種心理基礎之上，並且，這樣的心理基礎並非功利主義所謂「個體自利的動機」，而是一種指向未來世代的「他利動機」。經濟發展是種鬥爭，而非和平的，必須為了「下一代」與共同體的幸福而爭鬥。同樣討論經濟，韋伯與功利主義從個體出發的思考明顯不同。從這樣的角度，我們較能全盤掌握韋伯在1890年代對於民族國家討論上所展現出來的思想特點，並且，我們認為這樣的一條思考軸線（對唯物論的駁斥、對主觀心理意義的關注），在《新教倫理》的討論中仍是主要關鍵，即使到了後期《經濟與社會》和《宗教社會學論文集》的研究中這條軸線仍然至為關鍵。例如：在《新教倫理》的結論中，正是流露出對於西方理性主義與資本主義發展的憂慮，亦即「價值虛無」（價值喪失）的問題。其後，「多元價值論」的提出更是重要的思考方向，韋伯強調在諸神之戰的現代世界中價值選擇的重要性。我們可以說，韋伯從「價值」問題的討論中，一方面對唯物論的思考模式進行了反省，另一方面，「價值」問題更是他整體思想中的關鍵核心，「國民經濟學」與「社會學」的討論在韋伯整體理論中的融合在此已可略見端倪。

3. 承襲馬基維利的政治思考

韋伯以「民族國家」為前提精確化「政治」這個概念：「我們今天所謂的政治，指的是對一個政治團體－－這在今天是指國家－－的領導、或對這種領導所施的影響。」從這樣的界定中，我們可以釐出「國家－政治－領導」這條思考軸線，換句話說，對韋伯而言，他所關心的政治就是支配者對國家的領導一個重要的理論面向就是：韋伯的政治社會學依循著一條馬基維利的思考傳統。有三條軸線可以來充分展現韋伯和馬基維利之間的思想親近性：「共同體的持存」、「支配者的角色」、「政治倫理與宗教倫理的分化」在支配者與共同體持存的論證基礎上，馬基維利強調君主的德行（virtue），而韋伯則是注重政治家承擔權力責任時應有的「品格」。而韋伯強調政治家的人格素質，可以和「國民經濟學」作為一門「人」的科學這樣的想法作為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