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 (97年度) 計畫說明

2008韋伯讀書會計畫說明：

本計畫主要是選擇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作為主要的研讀對象。基本上，作為社會學的奠基者之一，韋伯著作的深度與廣度都對當代社會學的各個發展面向產生了莫大的影響。在未來一年研讀過程中，我們計劃將精力主要集中在韋伯的「政治社會學」（political sociology）這個部份。重要的韋伯詮釋者Schluchter在對韋伯作品史的討論中就認為，除了《經濟與社會》（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與《宗教社會學論文集》（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之外，政治社會學可以說是韋伯作品史中的另一個相當重要的面向：「韋伯對於德意志帝國的結構形式以及內在秩序問題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興趣。」（Schluchter, 1986: 165）Schluchter以1900年和1910年作為分界點，劃分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889-1900）是以古代和現代農業與資本主義的發展為主要焦點；第二階段（1900-1910）則是宗教社會學初步開展（特別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的寫作），其間也進行了關於方法論的寫作；第三階段（1910-1919）宗教社會學的延續表現在對於世界諸宗教倫理的考察。基本上，我們可以發現到在每一個階段韋伯都有具體的政治社會學作品呈現，這包括了第一階段對於東易北河農民問題的研究；第二階段對於俄國革命的研究；而第三階段則是世界大戰的爆發，韋伯寫下不少時事政論文章，直接表現出對日常政治的關懷。這些文章基本上都已被收錄在由英國劍橋大學所編纂的韋伯Political Writings以及美國康乃爾大學出版的The Russian Revolutions這兩本書中。這兩本書也將是我們研讀韋伯政治社會學最重要的書目。

相較於宗教社會學或《經濟與社會》一書的寫作，韋伯的政治社會學所受到的關注是相對缺乏的。然而，許多重要的韋伯研究者卻指出，韋伯的政治社會學最能表現他本人的價值關聯（value- relevance）。例如，在1964年時，德國社會學社為了紀念韋伯誕生一百週年，在海德堡舉辦了一場學術研討會，法國社會學者Raymond Aron受邀在會中發表了一篇題為〈韋伯和權力政治〉（Max Weber and Power Politics）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指陳「政治社會學」在韋伯整體研究中的意義與特殊性：「韋伯的政治社會學直接受到他對德國和西歐當時形勢的解釋所激發。韋伯的政治社會學有助於我們體認他的主要意圖，即在世界史的燭照之下，來了解我們的時代；或者說，使得以目前的情況為發展頂峰的世界史能為人理解。……韋伯的政治社會學比起《經濟與社會》一書的其它章節更與作者本人的個性密切相連。我認為，韋伯屬於一種因為對政治事務及政治本身有興趣，因而對社會發生興趣的社會學家。」（Aron, 1986: 265）此外，德國歷史學者也是韋伯思想的重要詮釋者Wolfgang Mommsen，在其1959年所出版的《韋伯與德國政治：1890-1920》（Max Weber und die deutsche Politik: 1890-1920）一書中，就主張要把韋伯的問題意識放到韋伯本身的時代來考察，並且認為「民族國家」是韋伯整體研究上最重要的價值關聯：「韋伯的民族概念的性質對於他的政治價值系統來說是具核心性的：對韋伯而言，民族國家的權力是根本的價值，並且，所有的政治目標都要完全服從民族的要求。」（Mommsen, 1984: 48）韋伯的學術關懷是與十九世紀德國的國家命運密不可分的，簡要地來看，韋伯出生於19世紀後半（1864年），他歷經了德國統一（1871年）之後快速的國力發展。然而，德國作為歐洲後進的民族國家，一方面必須面對西歐英、法等先進強國的勢力，另一方面則是新興共產俄國的崛起。如何在這樣的形勢下謀求德意志民族長遠的生存利益，可以說是韋伯殫精竭慮努力思索的課題，他也努力地將德國此種時代的命運融入自身的學術生命之中。正如Aron所言：「韋伯的政治社會學與他生活的歷史情境——德國及西方社會的情境——有關。……他將民族的光榮和國家的權力置於一切之上……。他屬於俾斯麥之後的世代，俾斯麥已達成德國的統一，創建了日耳曼帝國。直到韋伯這一代猶保留俾斯麥的遺產，而韋伯認為他這一代所承擔的新任務乃是參與世界政治。社會學家涂爾幹相信國家的軍事功能已經過時了，韋伯則不認為如此。他相信列強將不斷地互相傾軋……他所注意到的當時的社會問題——如德國東部波蘭人民的問題——都是根據一個至高無上的目標，即日耳曼的強大。」（Aron, 1986: 274）

Aron和Mommsen對韋伯政治社會學的重視，其實正是涉及到了二戰之後對於韋伯作品詮釋的爭議。在韋伯思想的傳播過程中，美國社會學者Talcott Parsons可以說是功不可沒的，他一方面翻譯了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和《經濟與社會》的部分篇章，另一方面，他也以韋伯的理論來作為建立「結構功能論」（structural functionalism）的重要起點之一，這兩方面共同促成了所謂「帕深思化的韋伯」（Parsonizing Weber）此種詮釋典範的形成（顧忠華，1992: 19）。然而，二戰之後歐陸與德語地區對帕深思化的韋伯進行了批判和反省，Aron和Mommsen可以說是「去帕深思化」（去美國化）的代表人物。此一爭議背後的知識社會學意涵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戰前後的德國韋伯』乃是從當時歐洲一個後起發展國家即德國在這歷史處境出發來思考問題的，事實上，韋伯全部問題意識都是從當時德國大大落後於英國等歐洲發達國家這種焦慮意識出發的。……相反，『二戰後的美國韋伯』則以一種發達國家的心態，力圖描繪出一套普遍適用的所謂「現代化理論」，這與身處落後國家境遇的『德國韋伯』的心態是格格不入的。」（甘陽，1997: 10）基本上，我們可以發現到，晚近西方學術界對於韋伯研究的基本傾向是日益強調，對韋伯的研究必須從釐清韋伯本人的文本脈絡和思想歷史背景出發；從而表現出「解構美國韋伯，重構德國韋伯」的趨勢。這是從這樣的韋伯思想詮釋的趨勢上，我們希望能對韋伯的政治社會學的作品做出更為仔細地研讀。

此外，從台灣學界「韋伯研究」的發展來看，對於政治社會學這一部分的關注也是較為不足的。從八○年代的韋伯熱以來，學界主要的關注焦點就放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命題上，其中最顯著的就是對於「儒家倫理與經濟發展」的討論。此一議題除了社會學者（包括當時受邀來台的美國社會學者Peter Beger）在史學界也引起了熱烈的討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余英時在1987年發表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一書），韋伯的思想也透過此種跨學科的對話方式掀起了台灣學術界的一股熱潮。除此之外，東海社會系以高承恕教授及其學生為核心的學術圈，也試圖結合年鑑學派的的史學傳統，對韋伯進行了一種偏向物質生活或唯物面向的歷史社會學討論，成為台灣韋伯研究的另一種形式。以這兩條過去重要的台灣韋伯研究傳統來看，政治社會學的部份一直並未成為構成討論的重心，所以，我們也希望透過此一研讀活動來強化台灣學界對韋伯相關討論的認識。在韋伯政治社會學的文章中，其實涉及到了相當多當時德國現實政治的討論，包括了「民族國家」、「民主與憲政發展」、「議會制」等等的問題，相信透過這些議題的討論，也可以對當前台灣民主化的發展過程提供若干另類思考的可能性。主要研讀作品書單如下三本：

Weber, Max
1984, Gesamtausgabe I／15（Zur Politik im Weltkrieg）, Tübingen:J.C.B.Mohr(Paul Siebeck).
1994,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The Russian Revolution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參考書目

甘 陽
1997 〈韋伯研究再出發－－韋伯文選第一卷編者前言〉，收入Max Weber，《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北京：三聯，頁1-11。

顧忠華
1992 《韋伯學說新探》，台北：唐山

Aron, Raymond
1986 《近代西方社會思想家：涂爾幹、巴烈圖、韋伯》，齊力、蔡錦昌、黃瑞祺譯，台北：聯經。
2000 《社會學主要思潮》，葛智強、胡秉誠、王滬寧譯，北京：華夏。

Schluchter, Wolfgang
1986 《理性化與官僚化－－對韋伯之研究與詮釋》，顧忠華譯，台北：聯經。

Mommsen, Wolfgang J.
1984 Max Weber and German Politics, 1890-1920